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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国家经济与教育不平等的程度 直接影响了父

发表时间:2019-07-06

  一个国家经济与教育不平等的程度 直接影响了父母的育儿方式

  [齐利博蒂和德普克写《爱、金钱和孩子》这本书,并不是为了宣扬某种教养方式,而是呈现育儿方式背后的经济学逻辑。他们对美国和中国倾向于“拼娃”的育儿现状不无忧虑,指出如果教育系统高度分层,并且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能预先决定他们的未来,家庭之间的“育儿战争”就无法避免。“这样的育儿环境就像军备竞赛一样,只会让所有人高度紧张混乱。”对整个国家来说,这种努力也是被浪费的。这几乎是一种零和博弈,还会大大阻碍阶层间的流动,加剧不平等。]

  [马赛厄斯·德普克(MatthiasDoepke)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,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顾问,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,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,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成员。]

  [法布里奇奥·齐利博蒂(FabrizioZilibotti)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,清华大学访问学者,世界计量经济学会、欧洲经济协会成员,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波动项目组联合主任。]

  这一周,各省高考成绩陆续公布,成绩优异者的学习经历,自然是热点,“寒门能否出贵子”,成了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。轻松快乐的童年离孩子们越来越远,竞争过于激烈,基础要从幼儿时期就打牢;越来越多的家长不由自主地加入了“虎妈”的行列,为孩子寻找好学校,把他们送进五花八门的兴趣班。

  和很多中国父母一样,在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·齐利博蒂(FabrizioZilibotti)记忆里,他的童年要比现在的孩子快乐得多。他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,自己决定跟哪个朋友玩,没有人检查他们的家庭作业。但当他为人父母以后,却为孩子报音乐课和体育课,不停督促他们做作业。是什么导致了今昔之间的差异?是什么驱动着家长们纷纷变成了“虎妈”?

  很多人认为,文化差异是导致育儿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。齐利博蒂发现,事实不完全是这样,文化氛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比如,就传统文化来讲,相比美国,中国与日本的差异较小。但齐利博蒂的统计却表明,在育儿方式上,中美两国反而呈现更为相似的趋势:他们都在教育上更激进、更严格、更迫切地希望孩子取得向上的机会。在这两个国家,存在着更多权威型和专断型父母。相比中国,日本的父母“佛系”得多,他们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想象力。

  “收入不平等比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。更确切地说,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,其一,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,其二,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。”

  齐利博蒂与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·德普克(MatthiasDoepke)合著的《爱、金钱和孩子:育儿经济学》一书明确告诉人们:一个国家经济与教育不平等的程度,直接影响了父母的育儿方式。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,父母更有动力让孩子取得好成绩,他们也会更专断,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观念。而非在相对平等的国家里,父母对孩子更宽容,更倾向于“放养式”育儿,独立性和想象力是这些家长更看重的品质。

  “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,我也只有在打喷嚏的时候可以不打报告了。”齐利博蒂把那些在孩子教育上投入大量时间、深度参与孩子学习过程的育儿方式称为“直升机育儿”。这种育儿方式,在30年前的美国并不流行。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,低学历父母和高学历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大致相当。可现在,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了每天3小时。也就是说,“直升机育儿”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父母的“标准”教养方式。很多被“放养”长大的父母,也早已投入了另一种育儿风格的怀抱。

  有同样记忆的还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·普特南(RobertPutnam)。在《我们的孩子》里,他比较了1950年代与1990年代的孩子们童年生活的巨大不同。在他小时候,富孩子和穷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,下了课一起玩耍,课业负担也没有明显差别。但到了1990年代,居住隔离简直是把穷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抛入了两个世界。高档住宅区的高墙之内,诞生了一个个望子成龙的“虎妈”。

  父母和老师的关系也变了。几十年前,许多年轻老师看不起一些老派家庭一板一眼的生活方式。而现在,学校承受了太多来自父母的压力,总有家长抱怨学校的课程设置缺乏远见,或是忽视了自家孩子的独特天赋。

  两位作者认为,美国父母教育理念的变化与经济情况的转变有非常直接的关联。根据《21世纪资本论》作者托马斯·皮凯蒂(ThomasPiketty)和伊曼纽尔·赛斯(EmmanuelSaez)的研究报告,在工业化国家,二战以后开始的不平等程度在上世纪70年代降到了历史低谷。之后的80年代,是西方国家在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上的转折点,一种“赢家通吃”的文化开始出现,社会不平等程度急剧加大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父母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落后他人,于是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督促他们要脱颖而出。齐利博蒂说,高度不平等、高教育回报率,导致了一代父母采取了与他们上一代不同的教养方式。

  两位作者在不同国家采集的数据也表明,虽然遭遇很多诟病,但“直升机育儿”在提高学业成绩上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。在“国际学生评估项目”(PISA)中,密集型教养方式下的韩国学生,在数学、阅读和科学上的得分分别比非密集型教养方式下的学生高23分、24分和22分。

  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会选择密集型教养方式。除了观念之外,时间和经济上的约束也十分重要。一部分父母有足够的经济条件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,并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。但也有父母会迫于生计,没有时间关注孩子。“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一起抚育孩子,在育儿上花的时间更多,并且他们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。”

  在齐利博蒂看来,这样的差距可能会形成一个危险的闭环,“让一些家庭从繁荣走向繁荣,而另一些家庭却从贫困走向贫困”。

  专断型、权威型的父母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很盛行。在两位作者的观察中,中国是一个盛产密集型育儿方式的国家,“虎妈”的神话在这里大受欢迎。美国和英国的父母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业中。但在其他许多国家,情况则不是这样。

  齐利博蒂和德普克,以及他们各自的太太,分别来自四个国家: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和美国。在这个由两个家庭组成的小团体里,当他们聚会时彼此回忆童年经历时,不同的教养方式就呈现出来了。根据他们的经验,西班牙的父母至今依然继承了欧洲“专断型”父母的遗脉,而德国的孩子似乎幸福很多,那里盛产宽松的父母。

  一个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:如果某个孩子在游乐场打了另一个孩子,受害的孩子又抹着眼泪前来哭诉,像齐利博蒂这样的意大利父亲一定会涌起责骂孩子的冲动,并不断向受害者父母道歉。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:家长都应该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或干扰。但瑞典的家长估计就不会这样,他们会气定神闲地坐在一边喝咖啡,不轻易介入孩子的矛盾。他们相信,孩子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。

  荷兰儿童被公认为“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”。不管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儿童福利给出的评估,还是在作者们的观察中,情况都是这样。在荷兰,学校环境非常宽松,10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没有作业。在家里,父母对孩子也是各种宽容,与“虎妈”相比,荷兰家长的信条是“正常点,已经够疯狂了”。当然,尽管荷兰孩子的PISA成绩在欧洲数一数二,他们还是完全考不过中国、日本和韩国的孩子。

  齐利博蒂自己就是一位权威型家长,但他和德普克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宣扬某种教养方式,而是呈现育儿方式背后的经济学逻辑。他们认为,不同的方式是家长对经济社会环境的一种反应。“不平等程度在芬兰和瑞典很低,在以入学成绩为导向的瑞士较高,而在被忧心忡忡的‘直升机父母’占据的美国则更高。”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,越来越多的中上阶层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孩子的学习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督促孩子努力学习是唯一避免被淘汰的途径。

  “在像纽约、洛杉矶这样的地区,很多父母几乎从孩子出生就开始焦虑,因为上一个顶尖的幼儿园,意味着之后上一个顶尖小学的概率更高,而这相当于打开了顶尖中学的大门,并最终进入顶尖大学,”齐利博蒂解释道,“而上顶尖幼儿园的话,父母和孩子都要被面试,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过程。”

  齐利博蒂对“拼娃”的现状不无忧虑。他指出,如果教育系统高度分层,并且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能预先决定他们的未来,家庭之间的“育儿战争”就无法避免。“这样的育儿环境就像军备竞赛一样,只会让所有人高度紧张混乱。”对整个国家来说,这种努力也是被浪费的。这几乎是一种零和博弈,还会大大阻碍阶层间的流动,加剧不平等。

  唯一的解决办法,在齐利博蒂和德普克看来,就是要调整教育政策,“淡化成年前的竞争,让孩子和家长都有更多放松的余地”。同时,他们也强调,国家应该制定政策,向弱势家庭的儿童更多倾斜,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幼儿看护。开奖直播